由华中师范大学主办、赤壁市人民政府协办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日前在湖北省赤壁市召开，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和内地的学者近百人出席了这届学术盛会。与会者围绕“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这个主题，对社会结构、社会意识、区域发展及其它相关问题宽范围、广领域、多角度地进行了探讨。
（一）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从总体上说，社会的进步与停滞同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会议讨论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成长与滞化”现象、粮食生产与流通中的“灾害型市场危机”现象。有的学者指出近代中国在结构上的最显著变化表现为政权、政区和城市结构体系由一元向二元乃至多元的变动；有的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进行了量化分析，还有的文章考察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若干互动关系。
（二）社会群体。社会群体是社会史研究中饶有兴味的一个课题，涉及到士人群体、流民、游民、徽商、少数民族、基督徒群体以及群体间的互动问题等。有的学者认为汉初士人群体在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治世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明清之际出现的士、商群体间的互动在近代得到了发展，出现了一批“知识化商人”，流民、游民在近代中国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现象，成为近代城市社会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有的学者研讨了明清以来上海徽商定居活动的特点和明清徽商的公益慈善行为，也有学者探讨了清末民初边疆少数民族基督徒群体的社会构成、信仰动机及宗教生活等层面。
（三）宗族、家族与人口。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家族形态在20世纪上半叶的清末民初时期发生了若干变异，在传统的祠堂族长型、族老型之外，出现了族会、同宗会、族公会及自治会等类型，这是从传统的宗法性族长制家族向近现代的民主性家族转化的过渡形态。有的学者认为宋元时期徽州宗族祭祖形态已从依附或地缘性社祭、宗教性寺观祭祖结合而逐渐分离并走向衰落，独立性祠堂祭祖的渐渐勃兴。还有些学者论及明清江南宗族组织地域特征、鄂西土家族宗族组织的历史变迁、人口危机所导致的清中叶经济社会的病变以及清代江南人口压力与住房的关系。
（四）社会意识与大众文化。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意识和大众文化的支配，社会意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互相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晚明“异端”思想的社会化就是一个典型，新义利观、理欲观、平等观念、自由观念等通过平民教育渗入社会，转化为一种社会意识。有的学者论及街头文化对地方政治的影响，认为晚清时期的成都街头是城市精英和社会改良者利用的焦点，并最终把街头变成了一个新的政治空间。中国人的公私观、贤妻良母论、婚姻文化、生育文化、饮食文化、工人文化、华侨文化等大众文化现象也引起与会者的普遍兴趣。
（五）民间社会和基层组织。民间社会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主体，与会者围绕民间争讼、庙会、秘密社会、保甲制、里甲制、都图制等问题以及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的权力关系进行了讨论。宋朝的民间争讼反映出田地买卖、租佃关系、人身依附关系等都呈现出与前朝不同的新特点；庙会在传统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替代，既有积极作用，也有负面影响；秘密社会是一种变态的民间社会。学者们还透过明清时期的保甲制、里甲制以及民事法律规范等，分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对基层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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